最后还可以被视为大自然拨乱反正、稳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观点，完全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时的舆论。
《瑞典日报》一篇社论的作者忧虑不安地问，基督徒行圣餐礼时，会不会被传染啊？
报纸标题拟得相当暧昧，而且意有所指——“无辜的基督徒，也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除了《瑞典日报》外，其他媒体也不遗余力，非将病患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大类不可。
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旧约》多次提到，上帝决意惩罚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针对个人或整个民族降下各种瘟疫与麻风病。他还一度让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只为惩罚大卫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众应该要唾弃并远离那不洁、有罪的病人，否则，上帝立刻会迁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与不洁的关联相当紧密。罪孽直接导致疾病，进而使人不洁。要想回到洁净之身，唯有康复一途。想要康复，就必须获得饶恕；想获得饶恕，就必须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或像那位来自哥特堡的本特·毕格森牧师在《晚报新闻》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艾滋病是针对同性恋者，使他们生病，让他们觉醒、回头，那艾滋病不失为一项福音。……
其实，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一名孩童接受输血时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报指称：“现在，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艾滋病又夺走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每日时报》更是抢先一步，将整件事盖棺论定，而且斩钉截铁，绝不让步：“撇开因为输血、生产，或合法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个艾滋病患的行为举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要怎样才能把瘟疫范围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如果能够彻底觉悟，了解到身为同性恋者是最大的罪过，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艾滋病完成了一项使命，它传达了上帝的信息。”
拉斯穆斯在班特毕业公演上义愤填膺、高声朗读的正是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谴”的成见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出现。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个人生活的写照。
因此，病人应该被视为罪有应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汉逊所写的：“疾病总是被赋予道德含义，象征着失败、衰退，甚至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