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机场，登上“解放者”轰炸机。与我同行的是两个法国人——我们刚刚见面——他们要跳伞进入被敌军占领的法国。我们的解放者轰炸机上没有装炸弹，而是装满了要运送给法国抵抗军的供给，它将参与以德国南部为目标的轰炸偷袭。在偷袭过程中，我们会脱离轰炸机的主队伍，飞过瑞士西部，而我就将在其中某个地点跳伞。我不知道那两个法国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在拉链连体衣里面，我穿着灰色的法兰绒套装，系着领带。上衣内侧的标签来自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裁缝店。我带着满满一手提箱的衣服和各种商业文件——还有我在乌拉圭老家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我钱包里有一捆瑞士法郎，还有盖了章的签证和火车票，记录着我从里斯本到马德里，再穿过敌占法国到日内瓦的行程。我有写给里斯本、马德里、日内瓦和苏黎世银行的介绍信。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绝对可靠地证明了，我是个乌拉圭商人，想要在中立的欧洲国家寻找银行贷款买船。
我跟法国人握了握手，恐慌的情绪有所缓解。他们将跳伞进入敌占法国；而我，至少在理论上，要去的是中立国家，那里的居民不会把我当敌人。我反复告诉自己：我不是要落入敌军之手。跳伞指挥官是英国人，一位姓丘的空军上士。
我们黄昏时起飞。“解放者”飞行中队和来自附近基地的飞机在那不勒斯海湾上空组成队伍，列队向北朝巴伐利亚飞去。“要去炸轴承工厂。”丘秘密地小声说。丘是个健谈的人（也许这本来就是他汇报工作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终于能载一次英国人（“那些法国人都很内向”）。他总问我一些明知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最近去过伦敦吗，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国内那些矿工还在罢工吗？对不起，长官，我几个月没回去了，知道吧。”
过了大约两个钟头，我感觉我们的轰炸机飞离了队伍，开始下降。丘让我做好准备，我站到侧门边，把手提箱长长的绑带扣到脚踝上，并将开伞索挂到舱顶的缆绳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头套，戴在头上。
就在这一刻，我的恐惧达到最纯粹的顶点，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脑中尖叫：“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蒙斯图尔特？你有老婆孩子啊。你不想死。你为什么要同意来干这个？”我任由它说个不停，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反正我也没有答案。丘从小舷窗里往外望，说：“晚上天气很好，视线清晰，适合跳伞，长官。”接着，一个美国口音说“还有五分钟”，门框上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