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兄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离开了湖边别墅，穿着我被捕时的衣服，它们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给了我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由内政部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乌拉圭公民贡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车拉到意大利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加入了两百名其他流散人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队伍，我们被送上开往米兰的封闭列车，要被送到切尔托萨附近的拘留营（三十三号营）等待审讯。我在琉森湖畔别墅的日子结束了。我终于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事后补记。一九七五年。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并被囚禁时，瑞士军队的情报部门正好出现了暂时的恐慌情绪，从而将局面弄得复杂。自从战争开始，瑞士就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并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收到绝密的情报资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误让这条密线陷入危险，瑞士方面也越来越紧张，害怕收到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还担心德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想要把瑞士变成他们“欧洲堡垒”大计划中坚不可摧的一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才真正开始得到缓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来到这个国家，可以说选了一个最糟的时机。我可以说跳进了一个交织着偏执多疑和军方恐慌紧张情绪的蛇窝。我的一切——我与乌拉圭的联系、神秘的“路德维格”，以及我承认自己是来和纳粹高官取得联络的坦白——都让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出卖我的人绝对没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12月19日，星期三
切尔托萨。三十三号营。又开始积累财物的感觉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套剃须工具，还有几本美国杂志——它们标志着我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办法跟一个名叫克罗泽的英国联络官说上了话。他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来，无论我的故事乍听有多离奇，但它确实是真的。当我看到他眼中的质疑逐渐被信任所取代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