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了，尽管动机更加阴暗。我担心它会记录下一位作家的衰落；会从年老力衰的拙劣文人的角度，对伦敦文学现状做出评价。作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因为现实太令人羞愧了，太悲哀了，太平庸了。然而，对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经历了发生的一切后，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没有乡村大宅，没有荣誉加身的迟暮之年，没有一个充满感恩的国家对我应有的尊敬，也没有我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的行业对我的补偿。像阿德拉尔这样的狡诈吸血鬼竟敢找我收一镑六十四便士的复印费，我把这视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她的无礼，而是因为我实际上真的付不起这笔钱。一镑六十四便士，要是节省点花，足够我三天的伙食费。我已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以下是我的财产清算。资产：我拥有皮姆利科特彭泰大道的地下室公寓。我拥有公寓里的家具。我还有大概一千本书，一些越来越破旧的衣服，一块手表，一些袖扣等。收入：我已出版的书全都卖完了，所以版权收入是零。我有国家发放的标准养老金，再加上来自艾吉瑞大学退休基金每周将近三英镑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自由职业工作状况：极不稳定。
花销：税、煤气、电、水、电话、食物、衣物、交通出行。我没有车——出门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我没有电视机（电视机租金再加上收视费太贵了，我只听收音机，听留声机唱片）。我唯一的放纵，我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享受，便是酒和烟，以及偶尔去看电影或上酒吧。我看的报纸是我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找来的别人不要的报纸。
偶尔写的报刊文章和为“利平兄弟”做的咨询工作，让我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去年，我挣了大概六百五十英镑。今年截至目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斯科的长文章（五十镑），给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本书写了书评（二十五镑），给本私人收藏的一系列画作进行了估价（两百镑）。
我吃得十分简单，罐装咸牛肉（我的餐饮主调）、烤豆子和土豆。一罐浓缩汤多加点水就能喝上四五顿。一个茶包好好利用能泡出三杯淡茶。诸如此类。感谢上帝，我以前的裁缝还不错。我在伯恩＆米尔纳裁缝店做的最后几套套装只要小心保养，还能穿上很多年。我很少买内衣、袜子和衬衫。我用手洗衣服，冬天把它们挂在煤气壁炉前烤干，夏天就在地下室里支个架子挂在上面。出国旅游是不可能了，除非费用全由他人支付。比如说，格洛丽亚邀请我今年夏天去拉夫西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