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告诉她，我出不起路费，她也没有提出要帮我付，所以我猜她可能跟我一样，手头吃紧了。
我还喝酒——苹果酒、啤酒、最便宜的红酒。我开始自己卷香烟抽。
白天，我去公立图书馆，继续《八重奏》的相关研究，或罕见地写点文章。晚上，我在家里用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我听收音机或留声机唱片，然后看书。我会去我经常去的酒吧，康沃利斯，买半品脱苦啤，每周去两三次。我身体健康，自力更生，但我没钱。我只是——只是——在勉强维生。这就是一九七五年，一个年迈文人的伦敦生活。
（事后补记。一九八二年。当时我完全不在意，但这些年来，在我一贫如洗的岁月里，我时不时会回想起那天早上在纽约，当梦迪/萝拉为自由拼命奔跑时，施密特先生对着我吼出的那句话。你这窝囊的英国佬！窝囊废……我猜，他认为这是他能想出的最侮辱人的话。可这样的咒骂对英国人——或者对欧洲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很清楚，最终我们都将成为窝囊废，所以它便失去了羞辱的效果。在美国不是这样。也许这便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别——对窝囊的定义。在新世界里，它是最极端的羞辱；在旧世界中，它只会让人产生啼笑皆非的同情。不知道泰特斯·费奇对此会有何话说。）
5月7日，星期三
去旅行者俱乐部和彼得（斯卡比尔斯）共进午餐。我在集市小摊上买了件新衬衫（八十便士），再加上我的深蓝色套装和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领带，我觉得我的打扮还不错。往头发上抹了点油，把它梳平。鞋子看起来有点可疑——尽管拼命擦过了，但这双鞋仍显得有些破旧。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打扮得还是挺时髦的。
彼得变得很胖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血压、他令人生厌的孩子，以及在海峡群岛[1]无聊透顶的生活。我说，如果金钱迫使你生活在你不喜欢的地方，那拥有这些钱还有什么意义？他反驳我，我也不明白——但他无法说动他的会计师。我利用这个机会大吃特吃——就着咖喱浓汤吃了三个面包卷，就着烤羊羔肉吃了三份蔬菜，接着又吃了苹果酥皮奶油点心和奶酪拼盘里一块三角形的文斯勒德干酪。彼得现在不能喝酒（他觉得自己有了早期糖尿病症状），于是我独自享用了半瓶波尔多干红和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他送我到门口时，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跛。他问了我见面以来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你在忙什么呢，洛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