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着写小说呢，我说。很好，很好，他含糊地回答，接着又问我还读不读小说。他坦白说，这些日子他都不读小说了，只读报纸和杂志。为了让他惭愧，我告诉他，我在重读斯摩莱特[2]，说完，我们走到外面的蓓尔美尔街，招手拦下出租车。我们握了手，承诺要保持联络。我爬进出租车，等它一转过街角开上摩尔街，我便让司机停车，赶紧下来了。三百米，六十五便士，为了面子，每一便士都值了。
6月8日，星期日
昨天，走路去巴特西公园，坐在阳光下看报纸。我看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如果要维持惨淡的现状，我还得多干四分之一的活。纳皮尔·福赛斯写信给我，说他现在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也许我也能在那儿找点儿事做。
我溜达几条街，走到梅尔维尔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我想着芙蕾雅和史黛拉，还有我们以前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情形。我们的狗后来怎么了？它叫什么名字来着[3]？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也许，它也死在了那场V2爆炸中。现在我想想，芙蕾雅很可能是带着狗去接史黛拉放学的。
回到家，我坐在那儿盯着她们的照片看了一个钟头。哭得不能自已。那些年是我真正幸福的时光。知道这一点，既是福气，也是诅咒。知道自己曾在生命中找到过真正的幸福，当然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这一生才不算白费。可要承认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像那样幸福却无比艰难。史黛拉要是还活着，该有三十七岁了，也许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外孙外孙女了。也许她并未结婚。一个人的生活会怎样谁能知道呢？所以，痴心妄想的猜测全是徒劳。
我喝了瓶苹果酒，我想进入喝醉和醉后的状态。今天早上头痛得厉害。满嘴都是手卷纸烟的臭味。真是个又蠢又老的笨蛋。
8月1日，星期五
今天伦敦又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炎炎夏日，脚下的柏油路面似乎都变软了，熔化了。我不得不放弃平常穿的外套和领带，找出在艾吉瑞大学时穿的花哨衬衫，领带是钉死的。午餐时间，我去康沃利斯喝了杯杜松子酒，把我给《经济学人》写的书评打了出来（纳皮尔帮了我个大忙——我给他们写任何一种艺术书籍的评论，都是三十英镑一篇）。酒吧安静整洁，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等候着午餐时的客流高峰。我坐在敞开的大门边，感受着微风，手里摇晃着冰凉的酒杯，听着坐在外面长凳上的一对中年男女的对话。
女人：你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