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她粲然一笑，仿佛我们是在谋划深夜狂欢的学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镑也撑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对着壁炉台上的那幅双人肖像画点了点头。“也许是时候把毕加索留下的东西变现了。”她说。
3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给在巴黎的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样。“病入膏肓了，不过还活着。”他说。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接着，我跟他说了毕加索的素描，他连画都没看过，当时就给我出价三千英镑。
我把画从画框里取出来，一分为二，把画了我的那半边剪下来。我的这半边只写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题词和最关键的签名都在格洛丽亚的那半边，上面用法语写着“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丽亚。友谊长存，毕加索”，还有日期。我们各自所占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没有了签名，我的那半边当然一文不值，但仍是个纪念。我很高兴，可怜的格洛丽亚还能从多年前戛纳的那顿午餐中获益。
3月19日，星期五
天气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蓝灰色云层，强劲的东风从北海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雨夹雪。格洛丽亚在我的卧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声机、杜松子酒、书和杂志。我们像流亡贵族一样吃饭喝酒。每天都会有私人护士来帮格洛丽亚洗澡换衣（来自毕加索的馈赠），健康随访员也时不时上门检查她的状况，给她补充药物。格洛丽亚没有接受放射治疗或其他任何“大胆”的新药疗法。她假装很开心，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她没觉得疼，她才无所谓呢。“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亲爱的，”她说，“我绝不会让你帮我倒马桶或是帮我擦屁股之类的。只要我们还请得起护士，你就当我是个借住在你家的脾气不好的老朋友吧。”于是，我照例过着自己的日子，去图书馆，继续写作，傍晚早早回来。格洛丽亚白天自己待着还挺开心的，多少也能照顾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欢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边，给她读报纸上的小文章，一起听音乐，喝酒。通常不到十点，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丽亚开始点着头打瞌睡。我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单，踮着脚走出房间。
我在沙发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细胞就在隔壁房间里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来，立刻刮胡子洗脸，好把洗手间空出来。我祈祷护士能在她醒来之前到——这样，我就不会听到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现状时那声惊恐的“洛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