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利益，他就像刘邦
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
做法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行为是不妥，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定思想，步调很难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往无前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判断标准不，湘军和淮军出现
两种不同气质，到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等；而江淮人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骨干力量却不具备全面能力，文化知识不够，很少能真正地进入要员之列。在这方面，湘军与淮军，同样也是“张弛”。
有个笑话似乎很能说明李鸿章性格，也能说明李鸿章与下属之间那种亲密关系。有次，李鸿章问个下属什
叫抛物线，下属讲大通后，李鸿章仍是不懂。那个下属急，说：“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下子大笑明白，幽默地说：“各位明白吧，庄子说‘道在夭溺’就是说这个道理啊！”
对于“天津教案”处理手段不样，也充分体现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诸多方面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导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第汉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利用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特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背靠本国z.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教会成为中国社会个特权势力。这种状况，引起中国底层民众愤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由沿海向内地渗透，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底层引起摩擦越来越多，尤其表现为西方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中国宗族精神以及组织结构之间尖锐矛盾。正是这种深层次矛盾，导致民间不断掀起反对教会势力所谓教案。1870年，天津百姓烧毁望海楼教堂，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国藩感觉自己难逃大限，他让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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