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
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手段，也缺乏坚实基础。
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汉族*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
步步升迁。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技术几乎缺乏
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奇怪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理性和缜密性，只是堆“指导”得模棱两可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件匪夷所思事情。这样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格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国家，贯穿始终却是层出不穷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数千年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文化下子变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后，在这样背景中出现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迅速，中西文化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剧烈、新旧观念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想种主张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样随波逐流地乱叫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人物，思想或行为这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另方面或另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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