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年来,权力在他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而他已经习惯那样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生活方式。
在这样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毅力和韧劲。李鸿章从曾国藩身上学得“挺”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挺经》书,总结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三昧”。在他看来,作为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人,“挺”是必须具备,并且,这样“挺”不单单指是意志,还有处事方法、处事原则等等。贤良寺这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坚韧来挨过人生低谷期。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中国民间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儒生,上呈给皇帝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次大规模“公车上书”,所谓“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不止次奏折,强烈建议清z.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很多改良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康有为
梁启超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民意,但他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改良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痕迹,个入世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研究……从目前资料看,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脉络,也许最直接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个系统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追随者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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