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开个多小时,因为天气炎热,每个与会者都汗流浃背。而且,他们心情变得更糟,个个长吁短叹。
总理衙门大臣(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很快,在天津曾国藩接到上谕,对于此项结果,朝廷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堂而皇之认为处理事宜,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朝廷在巨大压力之下,对于曾国藩办事不力,进行严厉批评。奇怪是,关于天津教案处理意见尚没有公布,就透露出去。舆论大哗,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已是片反对声。尤其是民间,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情形对曾国藩越来越不利。在京些湘籍*员联名致书曾国藩,对其大加抨击,更有激进者,还跑到北京湖南会馆,将所有书写曾氏科第官阶匾额并拆除,并要求开除曾国藩会籍。与曾氏交往多年倭仁,也送书给曾国藩,要跟他绝交。
面对此突如其来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曾国藩没有想到他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复杂性远远超过他预料。那些朝廷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缝隙很大官话,但结果呢,所有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切,只有自己濒临腐朽身躯。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只能是自己国家和人民。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提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方法。李鸿章告诉曾国藩,“洋人论势不论理”,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再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强当中比较弱,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矛盾。针对罗淑亚所提要单方面惩治“天津教案主犯”问题,李鸿章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起审讯那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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