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办法的。”我回答。事实上，两边的律师见过几次协商正式的分居协议，财产清单也列出来了，公寓、存款、证券、婚后收入、车、首饰，林林总总，看起来Lyle付出不少，我所得颇多。唯一的争议就在小孩子的抚养权上面，听证次日就会继续，我的精神鉴定结果没有问题，医生的意见却给得模棱两可。我手上似乎再没有什么筹码了。
我跟他告别走出那栋办公大楼，发现手机没电了。我没在意，跑去看了Caresse，再回到酒店已经四点多了。打开手机充电，一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发觉
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待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冷时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一阵沉默之后，我对他说：“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
“不过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但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我笑起来。
他笑了，停了一下又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葛瑞格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读起来好像‘地瓜’啊。”我侧过头看着他，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也不再介怀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直到午饭吃完，他问我：“监护权的事情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