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镇子,一段谈话只能在教堂里说。如果不,人们就不相信你……*秽的和反基督的书报,他说。但愿人们连年历都不读。”
“必须从镇子走出去,”我对他说,“听别的钟声,呼吸空气。在卡奈利就不一样了。你已经听到连他都说卡奈利是地狱。”
“够了。”
“开始了。卡奈利是世界的大道。过了卡奈利,到了尼扎。尼扎之后是亚历山德里亚。单靠自己你们永远做不出东西来。”
努托发出一声叹息,停住了。我也停下,向下看着山谷之中。
“如果你想要改变某种东西,”我说,“你就应该和世界保持接触。你们不是有一些为你们活动的党,有一些代表,有一群专门的人吗?你们说话,你们相互找。在美国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党派的力量是由许多像这样的小镇子构成的。神父们从来不是孤立地工作,他们在背后有一个由其他神父组成的联盟……为什么那个曾经在黑房子前讲话的代表不回来了?……”
我们在四根芦竹的阴影里坐在硬草上,于是努托向我解释为什么那代表不回来。从解放的那天——那个被人盼望的四月二十五号——开始,一切都越来越坏。在那几天确实是做出了些东西。如果连分益佃农和镇子里的穷人也不去满世界走走,在战争的那年,世界就来叫醒他们。那时有所有地方的人,南方人,托斯卡纳人,城里人,学生,疏散者,工人。“甚至德国人,甚至法西斯分子也是对某种东西有用的,他们使那些最愚蠢的人都睁开了眼睛,迫使所有的人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示自己,我在这边你在那边,你为了剥削乡下人,我是为了让你们也有一个未来。而那些抗拒者,那些逃脱者,他们已经让老爷们的z.府看到光有参加战争的愿望是不够的。当然,在整个那个四八年(2)里还作了恶,人们毫无理由地抢劫和杀人,但不是那么多。总是比,”努托说,“以前的强大者扔到大路上或者使他们死掉的那些人要少。”那么后来呢,事情如何发展的呢?人们不再保持警戒了,人们相信盟军,人们相信现在——冰雹过后——从地窖,从别墅里,从教区里,从修道院里钻出来的那些以前的强大者。“而我们懂得这个,”努托说,“一个神父,如果仍然敲钟,他应该感谢游击队员们,因为是他们为他保住了那些钟,他却为共和国和两个共和国的密探辩护。如果他们是不为任何原因就被枪毙的,他是不是就有权在公开场合诬蔑那些为保卫镇子而像苍蝇般死去(3)的游击队员?”
当他说话时,我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