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镇子里反复谈到这件事。那个本堂神父很能干。他趁热打铁，第二天为那些可怜的死者，为那些仍然处在危险中的活人，为那些将要出生的人，做了一次弥撒。他告诫不要加入颠覆性的党派，不要读反基督的和*秽的书报，如果不是为了生意，不要去卡奈利，不要在酒店里停留，嘱咐女孩们把自己的衣服加长。听到小女人们和店主们现在在镇子里的谈话，血就像压榨机下的葡萄汁一样已经流遍了那些山丘。所有的人都被偷了被烧了，所有的女人都被弄大了肚子。一直到前市长在天使旅馆的那些小桌上明白地说，在先前那些时候这些事没有发生过。这时卡车司机跳出来——一个卡罗索的人，面目凶恶——问他，在先前的时候，康采恩的硫黄最后都到哪里去了。
我回到努托(1)家，发现他在量一些轴，一直阴沉着脸。妻子在家里给孩子喂奶。她从窗口对他喊着说他真愚蠢，自找烦恼，说从来也没有谁靠政治赚到什么东西。我在从镇子到萨尔托的整个这段大路上都在反复地思考这些东西，却不知道如何对他说我想的东西。这时努托看了看我，拍拍尺子，生硬地问我，我是不是还不够，我在这些村子里找到了什么东西。
“那时你们应该这样做，”我对他说，“狡猾的人不会去试试马蜂的。”
于是他在窗里叫道：“科米娜，我走了。”他拾起外衣，对我说：“你想喝吗？”当我等着时，他向在棚子下的学徒们嘱咐了些东西；然后转向我说道：“我心里烦。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顺着萨尔托向上爬。一开始他什么也不说，或者仅仅说：“葡萄今年真美。”我们在河岸与努托的葡萄园之间走过。我们放弃小路，而取小径——小径很陡，需要在山坡斜着走。在一行葡萄的拐弯处我们遇到贝尔塔，不再走出田产的老贝尔塔。我停住以便说些话，以便让自己被认出——我再也无法相信会重新找到依然年老并且这样缺牙齿的他——可是努托径直走过去，只是说：“我们向你问好。”贝尔塔当然不认得我。
一直到这里我已经登了一段时间，斯皮里塔家的院子在这里结束。我们以前在十一月到这里来偷他家的枇杷。我开始看自己的脚下——干干的葡萄园和悬崖，萨尔托的红屋顶，贝尔波河和树林。努托现在也放慢了步子，但我们还在顽固地坚持走着。
“可恶的，”努托说，“是我们是些无知的人。这个镇子整个都在那神父的手中。”
“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不回击他？”
“你想要在教堂里回答？这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