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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生日那天，我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这辈子最糟糕的想法：即使劳民伤财，我也要办一场生日晚餐，邀请巴塞罗、克拉拉和贝尔纳达到家里来吃饭。但我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
“是我要过生日，”我冷冷地反驳他，“我一年到头每天都替你干活，我过生日，你好歹也让我高兴一下吧！”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生日前那几个月，我和克拉拉之间诡异的交情，变得越来越让我理不清头绪。我几乎不再为她朗读了。克拉拉总是巧妙避开和我独处的机会。每次我去看她，不是她叔叔在旁边假装看报纸，就是忙进忙出的贝尔纳达偶尔会来偷瞄一眼。有时候，在场的则是克拉拉的几个朋友。我私下都称她们“茴香甜酒姐妹花”，这几个女孩总是一副端庄纯洁的模样，手上拿着弥撒经书，坐在克拉拉旁边，眼神毫不避讳透露着“我是多余的”“我的出现让克拉拉和整个世界蒙羞”。不过，最恶劣的要算是那个聂利老师了，他那该死的交响乐到现在还没完成。这个打扮体面的家伙，是个出身圣贺瓦西欧区的公子哥儿，总以为自己是莫扎特再世，但他那副油头粉面的德行，我倒觉得像个唱探戈舞曲的风流歌手，全靠一张油嘴滑舌把自己捧上了天。他不但像个哈巴狗似的极力奉承巴塞罗，还会去厨房跟贝尔纳达打情骂俏，偶尔送她一盒奇怪的焦糖杏仁果，要不就是偷偷捏一把她的屁股，把她逗得乐陶陶的。我呢，看他不顺眼，两人话不投机，半句都嫌多。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是互相嫌恶。聂利经常带着一沓乐谱出现在巴塞罗家，每次看到我，就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仿佛我是多么讨人厌的见习小水手，对我百般嘲弄。
“小鬼，你不用回去写作业吗？”
“您呢，老师，那首交响乐写完了吗？”
最后，我还是只能垂头丧气地默默离去，心里只希望自己有巴塞罗的口才，好挫挫那家伙的嚣张气焰。
到了我生日那天，父亲在街角的糕饼店买了店里最好的蛋糕。他默默地布置餐桌，摆上银盘和家里最好的餐具。他点了蜡烛，还做了几道我最喜欢的菜。我们一整个下午都没有交谈。到了傍晚，父亲穿上他最好的一套西装，然后就出门去了，没多久，他带回一个玻璃纸包装的小盒子，放在饭厅的小茶几上。那是他要送我的礼物。他在餐桌旁坐下，给自己斟了一杯白酒，然后默默等着。邀请函明明写着晚餐八点半开始，都已经九点半了，我们还等不到半个人来。父亲不发一语，只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