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仓库的东西——博物馆、图书馆、存储器。它们保证了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不死——无限延续的一天，永恒生命的唯一形式。一轮接一轮的技术革新促使超存储器成为可能，而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就意味着“必需”。在古代，对人的纪念被移交到上帝之手，为纪念所付出的额外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多余的。被长久纪念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死去和复生完全不需要这些，铭记所有人的任务被移交到了最高等级。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对于书面记忆的态度十分不屑：
记忆开始转向外部，付诸文字和符号，而非源自自我内心。这种手段其实不是记忆，而是提醒。你传授学生的乃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会道听途说很多东西，不必学习便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不学无术，无法与之沟通。他们会变成伪智者。
至19世纪，随着技术g,m的推进，记忆突然变成了m;主实践，而存档变成了公众的大事。为亲属留下照片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与身体分开的、按照他者指令发出的人声，起初引发了恐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喇叭留声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歌剧明星的声音传遍了全球各地。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起初人们感觉，正在发生的事件意义明确，同样是古老的样本收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只会刻录最重要的，比如歌星的演唱，比如沙皇的演说。后来又出现了电影，起初同样具有单纯的功能性意义，作为讲述历史的又一种方式。而如今，透过历史的经验回溯便可发现，引领通往整个进程顶点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家庭录像、自拍杆，每个人都有机会保存一切。传统意义上的不朽变成了把戏：我们每个人的彻底消失都被撒上一层荧光粉，伪装成继续存在。荧光粉——保存下来的瞬间、对白、照片越多，自我和他者的非在就越容易承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和言语垃圾突然身价倍增，人们不再清扫它们，而是保存起来，以备后用。
照理说，为了成为文化矿层，我们生命中的物品和实践需要腐化、分解，一如人类的一切造物。吊诡的是，随着摄影摄像的出现，它们开始变得跟当今的垃圾一样，不再分解成泥土，而是累积起来，变成对未来完全无用之物。而一切不变之物都是不结果的，换言之，是注定灭绝的。
20世纪初的客厅曾以摆放形形色色的动物标本为时尚，挂在墙上的鹿头、野猪头，各种鸟类，这些动物标本腹内以锯末填充，外表看上去栩栩如生，而且远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