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农民，那些也许终生都没坐过汽车的农民，他们对汽车连起码的感觉都没有，怎么可以随便拿来什么零件就装汽车？他们以为造一辆汽车就像打制一把镐头、一张铧犁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从来也没听说过一辆正常汽车的部件与部件咬合所允许的最大缝隙也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百分之一。也许，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才格外地没有负担，才敢于说干就干。别说是“2020N”，就是火箭如果需要他们也敢造。好比一个英国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你问他会开飞机吗？他也会说‘行，行’！”可说话人指的是一位油漆匠。但是他们富了——在中国，你制造出了什么肯定就会有人购买什么。制造者最下工夫的往往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如何去推销他的制造，而这种推销术他们一般是不会公诸社会的。这位厂长只频频地向陶又佳历数了他们厂年产值多少，年利税多少，工人福利多少，固定资产积累多少……最后他还请陶又佳去他的府上共进午餐。他的府第堆积了这位厂长心目中代表富裕的一切：假山、鱼池、松鹤延年的瓷砖影壁，以及狼狗、保姆、厨师什么的。给陶又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客厅迎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了，桌上居然插着一圈巴掌大的亚、非、拉、美、欧诸洲诸国的小国旗，颇有些身在本县放眼全球的意思，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要给他的客户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汽车已然打进了桌上那些小旗所代表的国家，他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张桌上接待来自这些市场的商人。接着就是厂长那位八九岁的儿子的出场，他腰里别着BP机，一手举着手提电话，另一只手举着夏普电子血压计，强行要为他的父亲量血压，他的父亲请求他不要捣乱，他便把一个耳光掴在了厂长父亲的脸上……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这位厂长被《星探》“管窥”了一次，而且他与腰别BP机的儿子相依微笑的照片也同期刊登在《星探》上。这类企业家的是非成败并不以他们自身意志为转移，因此他们就不是一种制度、一项政策成败的关键，也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真正焦点。“政界新星访谈”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敏感区域，一个最容易吃不了兜着走的话题。为此，设置这个栏目之初，编辑部好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咱们的杂志名叫《星探》，星探是什么？原是指专门跟踪、发现可能成为影视界明日之星的人，如果我们把政界人士也比作星也去“探”，是不是不太严肃呢？有人反驳说，这倒没什么不严肃，世界上有哪一个舞台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