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回中国的时候，我年纪已然不小，说行将踏上老年的门槛也不为过。一生中，未来的日子注定少于过去的日子，眺望少于回忆。亦梅跟我反复讨论了很多次：你想好了吗？真的要回去吗？
临上飞机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小树林去散步，那天冷得通透，太阳从云层里折射出金光，整个柏林像封在一块宝石之中。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忙于开拔，顾不上离愁，跟房东退租、结扎行李——光是分类捆扎那些画册和小雕塑就让亦梅花去了整整两个星期——托运重要的大件、跟代理画廊结算、处理带不走的家具、中止我的社会保险、跟我即将去任教的大学远程反复沟通人事手续……忙得人仰马翻。我们不敢停下，生怕一旦放慢节奏，整桩事情就显得特别不真实，最后可能会彻底丧失勇气。来德国二十年，已经长出了不小的根须，拔离土壤就是割舍，移植一棵树都伤筋动骨，何况是人。亦梅的脸围在很厚的苏格兰大围巾里，默默低头走路。绿地入口的小道，一个塞着耳机跑步的男人，歉意地放慢速度，侧身给我们让路，他后边一只金毛，以匀速小跑紧跟着主人。我对亦梅说，我给你拍张照吧，以后来这儿的机会就少了。
那天晚饭我们是在伊冯家吃的，伊冯烤了一只火鸡，“林，这个感恩节你不能在这里过了，这只火鸡是为你提前烤的”。
二十年前我来德国，伊冯是我的担保人。当时她是个灰发、瘦削的中年妇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灰发、瘦削的老太太。深深的法令纹，不苟言笑，骨节突出，个子很高，喜欢穿冷色长袍，戴尺幅宏大的首饰。好像只要递给她一把扫帚，她马上就可以骑上去飞走。她在洪堡大学附近经营一间叫做UND的小画廊，听说她之前有个丈夫，是德国有名的装置艺术家。在她四十岁生日那天，丈夫离家出走，此后再没回来。这个故事柏林艺术圈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敢当着她的面问她，她自己也从不提起。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瑟缩得像只鸡仔，虽然我在国内也是留络腮胡穿喇叭裤、人高马大的时髦青年。异文化完全剥去了我的骄傲，德语听不懂，英语也够呛，晚上读语言学校，白天就在街头给人写生。不懂讨价还价，别人给多少是多少，我一律抱以哑谜般的微笑。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柏林墙刚刚倒塌不久，新的秩序并未在一夜之间来临。城市里的残垣断壁，像伤口的缝合线，还来不及结成疤痕，一切都像是在提醒我这个异乡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人们行色匆匆，跟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