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她提议。
在德国街头给人画写生是我的软肋，我画不像，不会做适度美化来取悦客人。幸好老外随便，如果一个人是个大酒糟鼻子，我就把那个鼻子画得更大更红，用近似漫画的夸张来抵挡我对写实的无感。没有生意的时候，我抱着膝盖坐在街头想：艺术理应具有显而易见的功能性吗？
我告诉浅头发，如果她们想要的是那种唯美的古典主义油画，或者影楼写真式的美人图，我恐怕是画不来。
她点点头：我不懂，反正你看着画，但是要把我们画得好看一点。明天下午，还是这个点，我和我姐姐一起过来。
可能是缺乏睡眠，浅头发走后我特别疲倦，一屁股坐进断了三根弦的藤椅。这两姐妹对我怀有某种敌意，我想了又想，还是不懂为什么。
为了画好姐妹花，我绷了一块很大的画布，而且罕见地布了灯光，按说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当模特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浅头发还一再坚持要我画裸体，这种经验，我少得可怜。看与被看都是一种考验。模特被人注视的时候会不自在，除非是久惯当模特的人。而我往往比她们还窘，我常常忍不住在他人的局促面前转过头去，仿佛我仅靠目光就参与了一次施,bao。就凭这一点，我就永远当不成一个成熟冷静的艺术家。
她们下午四点晃到我的画室，第一天来的时候用力过猛，已经化好了夜妆，无辜的大眼睛上有深邃的阴影。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她们撕掉假睫毛，把口红抿淡，然后脱掉衣服，携手斜倚到我为她们布置好的长沙发上去，椅子上铺了墨绿的天鹅绒布，明肌如玉，嘴唇是尖尖上一点点红，像鸟巢里的两只雀儿。
父亲的情况渐渐稳定，没课的时候，我跟亦梅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二哥的城市看他，有时在二哥家住上一两天。父亲最喜欢我这个老儿子，我去了，他话多些。大哥来过一次，父亲给他看我画的衬衫。大哥在北京798有了很大的画室，赶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井喷期，作品一度卖得很贵，藏家和画廊追在他屁股后头。这几年他状态不佳，越画越少，已经连续好些年不做任何展览。父亲把我画的衬衫用晾衣杆撑起来挂在家里，胳膊两头还恶作剧一样挂上保姆洗碗用的橡胶大手套。大哥看见了直笑，说，稻草人。
父亲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一次我去，赶上他睡完午觉起来，保姆正扶他练步，接连几步都走得踉踉跄跄，他像是生气了，突然回头很大声音地问我：文秀怎么不来看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大姐一直跟着母亲，几年后赶上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