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那是墙角放马桶的地方，前面用铰连合页加了一道板壁做门。母亲的红漆马桶总是涮得很干净，她把盖子盖上，上面垫一块花布，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就是仅容一膝的书斋。白天没事，可以走远点去公共厕所，晚上麻烦些，她一坐进去就不挪窝，全家人的如厕都成问题。我跟哥哥们好办，出去随便野地里解决一下，姐姐就只能憋着，实在急了，忙忙地在板壁外头捶门，两只脚交换地跺。三角间里连个灯都没有，看书只靠门缝里透进来一点点光。小时候我们觉得母亲遥不可及，虽然跟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着，却好像在另一个王国，那个王国无人能入。成年之后我才理解母亲那种把自己关起来的渴望，像少女的恐惧。她宁可没有光，也要藏身板壁背后，将真实的生活拒之门外。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自己是德国人，听得烦了，也反唇相讥：你不像啊，你会说德国话吗？母亲就气急败坏，把我们揍上一顿。其实她会说一些简单的德文单词，只是语不成句，童年时我们轮番被她训练过：点点头，Ja（是）；摇摇头，Nein（不）；挥挥手，GutenTag（日安）！但她教来教去只有这么几招，很快我们就失去了兴趣。
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还小，可能没印象，他记得有一天母亲回来，头发被人剪得一塌糊涂，像个鸡窝。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听见爸爸在床上跟妈妈讲话，声音压得特别小，但口气很凶，“你再不要说自己是德国人了，在家里也不许讲。小孩子不懂事，会传话的。你不叫顾玛丽！你两岁就回来了，两岁不可能有任何记忆，德国跟你没有一点点关系！”母亲闷闷的抽泣像从枕头芯子里传来：Nein，Nein。
到了我懂事的年龄，父亲和母亲不和已久，他们并没有离婚，只是各过各的。我们哥儿仨跟着父亲，姐姐跟着母亲住在她工作的小学，那地方很远，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才会回家来，有时一进家门，就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我不太明白她和父亲为什么斗气，竟斗了一辈子。我们哥儿仨曾经猜测过各色各样的理由，二哥觉得，可能是因为父亲让她生了太多的孩子，而大哥的想法则恰恰相反，大哥觉得他们夫妇从冷战到反目，最有可能的导火索，是弟弟的死。
画画时我总是沉默，习惯性地放音乐，门德尔松，有时候是巴赫、瓦格纳，再后来我突然醒悟到，这太自私了，应该让姐妹花选择她们爱听的音乐，这样她们会自在一点。她们高高兴兴地打开了存在手机里的流行歌，有英文的，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