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狼崽子一样跑得飞快,布鞋底恨不得在地上擦出嗖嗖的火花。我饿。
爸爸在师范当老师,我们三兄弟跑到大食堂,掐准学生刚刚吃完的时候,饭桶底刮一刮,有时还能聚出一把米。如果是稀饭,桶外沿总会挂住一点,已经快要凝住,可以用舌头舔掉。地上有时候能捡到一点点馒头或者山芋皮,不过这种机会很少,撞上一次几乎是过节。大师傅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盛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菜叶的汤底,大多数时候,他用勺子敲我们的脑袋,赶我们走。爸爸看见我们,就像没有看见。他变不出午饭来,他不能拦着他的孩子自己找食吃。他有时候会搓一下我的头顶,心不在焉地说,“闵生,你要下劲吃啊,现在你变成家里的老幺了。”
童年很多事我忘记了,只有饥饿深深地刻在了骨头里。后来在异国他乡,每次教堂施舍面包,不管我需要不需要,我一定会拿。我喜欢德国南部,比起北方的冷硬,南方人更温柔,面包也更多。
妈妈走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她的床现在空了,一条条稀疏的床板,像弟弟死前凸出来的肋骨。临走的时候,她带走了床上的每一块布,印着喜鹊的玫色床单,花格子枕头巾,夏天的毛巾被,毛巾已经秃了,她喜欢用来扎头发的手绢,还有那些缀补得看不出颜色的拼布。
“三儿,你想妈妈吗?”大哥问我。
“不想。”我把脚跷起来,挂在墙上。我特别喜欢看家里的墙,糊了很多报纸,糊得那是相当的好看。上面尽是看不懂的外国字。穿着围裙的金发姑娘在查看她的纺锤;一群孩子围住父亲讨要玩具,父亲手里拎着个箱子,另一个手藏在背后;穿条纹衣服的小伙子搂住了来献花的小女孩,他们褐色的头发一缕一缕的,像剪断了的麻绳,帽子后面还有飘带。大哥告诉我说,那个条纹衣服叫海魂衫。
“喊魂衫?”
“不是,大海的海,水手穿的。”他用手在报纸上蹭了蹭,“等我长大了,也得来这么一件。”
妈妈在家的时候,规矩很大,她话少,不爱做饭,偶尔做一顿,也不中吃。跟哪个孩子都不亲,我不记得她曾经抱过我。
她的床特别干净,我们谁都不敢坐,一坐就打。她怕我们身上有灰。她揍伢儿很有章法,抄起笤帚,有一下是一下,每下都不含糊。家里来了客人,凳子不够坐,她就使劲用眼睛瞪别人,她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眼睛在镜片后变得更暗,瞪得别人不敢在她床边上搁屁股。后来她用洗干净的旧布绗了块厚垫子,铺到床边,算是给床戴一个防毒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