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有所谓的婚姻津贴制度，如果夫妻双方中赚得较少的一方年收入在11500英镑或以下，就可以为主要收入者（通常是男性）提供税收减免。[25]这在两个方面加大了两性薪酬差距：贴补男性收入，同时也对女性造成了一种反向激励，鼓励她们减少有偿工作时间。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夫妻减税政策，同样是偏袒男性一方。自1961年以来，只要配偶的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约1万美元），“户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请38万日元（3700美元）的减税”。日本厚生劳动省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并刻意减少工作时间，以确保获得税收减免优惠”。[26]
另一个稍许不同的例子是隐性性别偏见，阿根廷的税收系统为全职雇员提供的退税是自由职业者的近4倍。这当中也隐含着性别因素，因为男性更有可能在正式经济中就业，而女性更有可能在非正式经济中从事自由职业。[27]所以税收系统本质上是暗中给予男性比女性更高的退税。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税收制度歧视女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没有系统地收集税收制度如何影响女性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性别数据缺口。欧洲议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称，税收对女性的影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该报告呼吁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更多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8]就连西班牙、芬兰和爱尔兰等已着手从性别角度分析其预算编制的国家，通常也只关注支出，而不是税收。在欧盟，奥地利“是少数几个为税收制度制定了具体目标的z.府之一，这些目标包括促进在男女之间更平等地分配有偿和无偿工作、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缩小两性薪酬差距等”。与此同时，2016年对欧盟成员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芬兰和瑞典实行了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9]
税收体系的女性问题是“家庭资源在两性之间平等分配”这种僵尸假设所无法解释的：它包含了税收理论本身——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上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z.府对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手段的兴趣减弱，更多地将税收视为对潜在增长的阻碍，必须遏制。其结果是降低了对资本、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税收漏洞和激励措施，从而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能够避税和逃税。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扭曲原本有效的市场过程”。[30]
当性别问题进入这个框架的时候，人们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