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以为该国60%的卫生预算提供资金。该中心还估计：“仅在瑞士一家银行分行持有的资金，就导致印度z.府损失了12亿美元的直接税收收入，这些资金相当于（印度）2016年妇女权利支出的44%，印度z.府以及该国社会总支出的6%。”[37]
z.府需要钱，所以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些损失。其中许多国家转向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容易征收且难以逃避。低收入国家“约三分之二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等间接税，四分之一多一点来自所得税”。[38]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138个z.府（93个发展中国家和45个发达国家）正计划主要通过增值税的形式，增加和/或扩大消费税。[39]
这一增长也特别影响妇女，不仅是因为她们在穷人中的比例过高（越是贫穷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责任。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偿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税可能会迫使女性花更多时间从事无偿劳动，以便在家庭中生产出她们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由于总体上缺乏具体消费税税率和免税额对不同性别影响的研究，决定哪些产品可以增加增值税、哪些不可以的分配往往不顾及性别，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40]一般被视作“必需品”的产品是不会有增值税的，所以在英国食物免税，因为它被认为是必需品，而iPhone没法免税，因为它们不算必需品。但是，一个女人的必需品也许就是另一个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开展运动，努力让男性主导的立法者认识到卫生用品不是奢侈品。在一些国家，她们甚至已经取得了成功。
很明显，世界各地的税收制度——表现为市场驱动力的客观涓滴效应——具有强烈的性别影响。它们是建立在不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男性默认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共支出采取了无视女性的视角，全球税收体系不仅未能减轻性别贫困：它们还在推动这一趋势。如果世界希望终结不平等，我们就需要把采用基于证据的经济分析作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