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实，在去年确诊抑郁症的那一刻，戴岚很向往来自贝加尔湖的冷风，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被困在了一个想象的世界里——看着万物在镜子与镜子间，无节制地反射，以至于映现出一个他觉得自己不再与任何人、任何事物产生关系的世界面貌。
抑郁症、精神病、常人无法理解的受害者……戴岚想把这些所有的身份都抛弃干净，去获得一个内心的宁静。
想去，要去，必须去。
戴岚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春夏之交，如此美好的季节里，他的心却
吗？这过程让我快乐，所以我想去啊。”
“是，你说的对。”戴岚放下手里的吸管，想想就笑了，被自己学生这样耳提面命怪难为情的，“我好像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问过你，拉康和弗洛伊德你看没看过原著。现在你看懂了，我挺欣慰的。”
蒋新明是个比自己更适合做社会学研究的人，这一点戴岚早就看出来了。
他本来没想带任何学生去考察地，甚至两年前和柴老师申请立项的时候，戴岚都没给自己的学生说过这件事。但项目审批文件正式下来后的变动太多，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冷风把柴老师那边的学生给劝退了，蒋新明和许璐想加入的意愿又太强烈，几经转折，带着她们俩去考察地到底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戴岚的学生基本上都和他一样，非常擅长量化，各类数据分析软件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不过，有强项肯定就有弱项，除了小组作业，她们就没做过任何质性相关的实操了。
但蒋新明和许璐为了这个项目，一早就制定好了学习计划，准备在动身前啃完所有质性研究的专著了——《大吉岭的盛名》是第一本、《学做工》是第二本……只要周五的读书会有这类书籍，分享人名单里总会有她们俩的名字。
今时今日，戴岚都觉得有点羞愧。
蒋新明问得对，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打得全都是退堂鼓，没一点精气神。
和蒋新明截然不同的是，戴岚对这个项目没抱做出任何研究成果的期待，两年前是，现在也是。他只想去一个偏远的、人少的、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去静心地去思考一些，他在有生之年尚且能思考明白的事。
明明那时候，自己还没得抑郁症，但今时今日，项目摆到了眼前，戴岚才不得不承认，当初在做决定时，不是没动过求死的念头。他早就替生命做出了选择——如果能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路上，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这是戴岚在没有遇到宋意之前，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死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