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一件事我始终无法确定，那就是“鲁邦”的血型。如果他是真凶，一定是B型血。
可是要如何合法地获知他人的血型呢？我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最终我决定，直接去问本人。
晚秋时节，北关东的气温非常低，我站在“鲁邦”家附近，等他回来。夜色逐渐笼罩了这片静谧的住宅区，哈口气就能看见一团白雾。
薄雾中，我突然看到玄关处出现一个小小的黑影。我快步走向
次照片，想请他具体讲讲。吉田先生对我说：“真的很像！跟那个人非常像！”一边说一边频频点头。
我手中的这些信息本应立刻告知警方，可当时我无法与栃木县警察局取得联系，他们固执地认为案子已破。我向警察局宣传科提出采访请求，他们的回复是“这个案件正在申请再审，我们无法接受采访”。这与“桶川事件”中上尾警察局的应对方式一模一样。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鲁邦”的情况提供给隔壁的群马县警察局。如果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我收集到的信息或许对“横山由佳梨事件”的侦破有帮助。
二〇〇八年秋天，在太田市一家餐厅的和式房间内，我、衫本纯子和群马县警察局侦查一科的警察坐到了一起。我把自制的地图在桌面上摊开，向对方说明情况：红色圆形标记标注的位置分别是小女孩被诱拐的地点、游戏厅与公园；黑色标记是“鲁邦”的家；灰色标记是“鲁邦”去过的地方。
警察原本专注地听着，可当我提及发现“鲁邦”的经过以及“足利事件”的凶手时，他立刻失去了兴趣——群马县警方也认为“足利事件”已经侦破。虽然我一直强调菅家是清白的，真凶是眼前这个男人，可对方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这些信息全面否定了日本司法机关的判决，警方不可能采纳。
我愁眉不展。万一又出事了怎么办？“鲁邦”不是没有再次作案的可能。可警方就是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下，我只能先把这些情况写在《ACTION：日本崩坏》一书中，留作记录，希望在某个地方，会有人留意到。
总之，只要菅家还囚禁在高墙内，就有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我一边盼望着“足利事件”能重启调查，一边继续追踪警方完全不当回事的“鲁邦”。
当直升机在空中拍摄北关东的案发现场时，我在飞行计划中加了一个地点。直升机在空中大幅盘旋，逐渐降低，向地面靠近。
摄像机的画面终于聚焦在一个点上。从一千英尺的高空看下去，那只是个很小的点。
铁皮盒子般的房子——“鲁邦”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