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向他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因为当时背上受的伤，我发起了高烧，在医院病床上呻吟了三四天。由于颈部也受了伤，我几乎一动都动不了。
“那时候，刑警天天都来讯问，等到第五天我退了烧，他们就开始变脸了。此前，他们还对我说‘请早点好起来’‘我们会积极搜寻凶手’，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刑警的目光变得很犀利，给人很不高兴的感觉。他们对我说：‘武内先生，你能说实话吗？’此前我一直是发着烧回答他们的讯问，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胡话。想到这里，我就回答了‘好’。结果刑警竟然说：‘你说自己五点四十五分遭到凶手的袭击，这不太对吧？’接着又说：‘邻居家夫人五点半就听到了惨叫声。’因为他们说我打电话报警的时间是六点左右，我猜想案发时间应该是十几二十分钟之前，就估摸着回答了五点四十五分。因为当时没有看表，只能凭感觉回答。如果说是五点半，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个时间。也许是隔了三十分钟左右。于是我回答：‘可能是的。’在我改口之后，刑警们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还说我‘撒谎’，说‘你有谎言癖’‘不能骗人’……
“案发两个星期后，我总算出院了。回到家门口一看，那里竟挤满了媒体的人。到处都是摄影机，还有许多人随便拍照。他们只问我案发时的情况，还问我伤势如何，并没有明说什么，但我从那时就觉得自己可能被怀疑了。我猜警方是不是对媒体透露了什么消息，打算利用媒体的压力让我屈服。
“刚一出院，调布警署就每天都传唤我过去。那是自愿配合，我本可以不去，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刑警又每天一早开车过来接，我就老老实实地去了。我担心拒绝了会加重自己的嫌疑，连一点不高兴的脸色都不敢有。加上我的确不是凶手，一开始就不怎么在意，认为总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一旦被带进警署，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审问状态。我一整天都被关在小屋子里，被警察反复审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给的压力特别大，几乎在训斥我。我也拼命解释了，可他们就是不听。警方已经完全把我认作凶手，我说什么都没用。我们之间压根不存在交流。审问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对我而言就是痛苦的煎熬。除了吃饭时间，真的是从早被审到晚。
“好不容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我也睡不好觉。我明明是被害者之一，被卷入了凄惨的案件，精神创伤无人理会，还要遭受那种折磨，怎么可能睡得着。当时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