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体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比如，苏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还是老大，1985年还是老大，1995年也还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众推翻。在这种一次性的游戏中，政治行为很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规则？你死我活。因为我不把握这次机会，我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而m;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g,m。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m;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g,m。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m;主崩溃在第三波浪潮后，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是加速度发生的。我做过一个计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场，m;主崩溃发生过18次，但是1996—2018年却发生过35次，可见越到后面，m;主崩溃的发生就越频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三波m;主化最早是发生在南欧、拉美这种相对发达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离西方传统也比较近，相当于西方的表亲国家。英语里有个词叫作“low-hangingfruit”，“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意思就是比较好摘的果实，这些西方的表亲国就相当于“挂得比较低的果实”。但是后来，第三波浪潮逐渐扩散到东亚、东欧，然后是东南亚，这个时候虽然风浪渐起，但也大致平稳。不过，当第三波浪潮抵达非洲，尤其是最后抵达中东时，就常常是刀光剑影了。每一步进展之后，果实都挂得更高了，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