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经济政策选择的路径。智利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权z.府倒台后,仍然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使得智利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我还谈到集体行动的路径。美国国家能力的建构,和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不是缘起于密集的战争或发达的文官制z.府,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在韩国,新的政治可能性则来自观念的变迁——当观念水位不断上升,人们甚至超越其经济理性,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尽管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这个余地一开始也许只有10厘米,但是,通过行动的勇气与智慧,它可能扩展为10米、100米、1万米,直到打开新的天地。
哪怕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个国家的胎记,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冲突”那两次课中所说的,文化不但可能变迁,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80年前的德国人,默许了纳粹z.府屠杀600万犹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国人,成为整个欧洲最欢迎移民的群体。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杀一切有和平主义嫌疑的政治家,但当代有跨国民调显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愿“为祖国而战”的国民。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绝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当然,反过来,政治在“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时常收缩可能性,把本来辽阔的空间从1万米缩成100米、10米、10厘米。我们谈到过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时本来处于现代化的入口,但是,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苏军的入侵,苏军的占领激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引发内战,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个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穷水尽。我们还谈到过伊拉克,萨达姆不是什么伊拉克救星,他的统治下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发展与和平,事实上,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我们也提到过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的时候,充满希望、百废待兴,但是,穆加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义以及大权独揽,让一个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传奇。政治是艺术,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艺术。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道德觉醒,需要有一个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