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继续说道：“可惜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哦，没有考虑到那么全面。对了，我还去豆瓣看了你的书，你会出中文版吗？”
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签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亲和舅舅们还在后面聊着天。他们好像在说，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么，什么，和什么……他们仿佛在齐心协力地爱着她，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七十多岁的大舅舅后来对安栗说，“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去帮你做了，你妈说了，你是读书人，我们不会要你干吗的。你跑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
三
在《阿甘正传》里，安栗第一次看到残疾人嫖娼。在《亲密治疗》里，安栗第一次知道国际代理治病师。在宜家的咖啡吧里，安栗又看到了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们在关关雎鸠、兼葭苍苍。那好像并不是一个灾难场景，相反带着某种抵抗的生机，反抗着老龄化社会所谓“手机难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们、母亲一样，他们好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生活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价值。也许他们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条一些，更加有水有电，有理有据，有股票房子，有爱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护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欲望是从未被讨论到的。安栗的欲望，母亲的欲望，舅舅们的欲望，很难在一个没有框架、
。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似的。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调查。”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国外，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她甚至对着镜子训练过自己的表情管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据理力争，显出专业性来。但她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