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合理性，因此很受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者青睐，这是因为有意识形态支持的社会力量不但更为牢固，而且还能释放出原本不可能获得的社会能量。但是在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力量结合后，意识形态权力就不再以理想型状态出现。具体说就是，与其他社会力量相结合后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会走向强势，其行动者就会获取大量社会资源，并且启动意识形态权力的组织化、教规化以及表述的“高级化”和精细化进程。这就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某些“高级”意识形态更具有说服力的错觉。可是，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力量组合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成倍地加强了各种反向运动的力量，加速了反向运动的进程。举例来说，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不可能取得强势，而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越在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市场的负面性在该社会就越得不到有效控制，由市场的负面性所引发的反向运动也会来得越凶猛。一旦有了殖m;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支持，军事侵略和奴役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理所当然，而所引发的各种反向运动自然也会来得越凶猛。
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所能形成的各种两两组合中，没有比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结合对于历史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了。意识形态能为国家（政治行动者的最重要代表）提供更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一旦国家推崇某个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就会在高度多元的理想型意识形态场域中脱颖而出取得强势地位。这时，各种反向力量马上就会萌生。比如在当代社会，当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发展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主流价值观时，该价值观就会成为民众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行为模式的依据。民众因此会对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坚信不疑，并追求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政治正确，包括对自己的行为主动设限、抨击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为，甚至要求国家对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打压（赵鼎新2016）。当政治正确的压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伪装和虚伪就会变得普遍，道德高调就会与社会实际产生严重脱节，社会问题就会难以得到反映。再加上对主流价值观深信不疑的国家精英会坚持己见，知识精英会粉饰太平，国家权力的黑暗面和某意识形态的盲区在此时就会被成倍放大，反向力量因此会来得更为凶猛。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笔者曾指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