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他无法收起翅膀。这场风,bao无可抗拒地把他吹向未来，而他正背对着未来，足前那乱石堆却高可及天。这场风,bao，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进步。”(Benjamin2007，253—264)
这一,bao虐而狂乱的场景，使得一种抽象的历史困境获得了可见的形态。一切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构成了从未降临的“天堂”，从那里却吹来了狂虐的进步之风，把过去以及不断流逝的当下打碎，将它们变为一堆毫无价值的废墟。而唯有进步本身，或者说未来的完善，才是不可抗拒、不可抵挡的唯一历史动力。如果再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的话来说，就是“有关完善的理想被时间化了，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理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开放性，逐渐并不断地与具象为一个终点的承诺分离。完善本身完全让步于可完善性和进步，不光是过去——这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当下也在未来之名下变得毫无价值。当下什么都不是，不过是那个若非光辉灿烂也至少是更好的明天的前夜，可以并且应该被牺牲掉”(Hartog2015，13)。
[瑞士]保罗·克利《新天使》(1920)
本雅明的文本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现代性核心理念之一的进步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或者说是过去、当下与未来三者之间某种特定的联系方式。那个不由自主的天使，首先是历史的天使，而它的矛盾与两难，首先是一种时间的危机。19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科学的变革催生了各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并创造了不同名目的普遍性历史观。然而历史哲学家们在19世纪末迎来了他们黄金时代的终结。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现代性和西方文明的反思成为替代性的潮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动向包括对知识客观性的反思，对理性的深刻怀疑，美学转向以及对历史时刻的多元性、特异性与偶然性的激进拥抱，等等(Rose1994)。从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美学现代主义”(Hughes1974)，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2001)，一直到本雅明所追捧的克拉格斯(LudwigKlages)和施密特，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股潮流也形塑了从左翼到右翼、从前卫艺术到法西斯主义的广泛思想群体。
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部分g,m性的时间实验反而在战后消失了。1958年，本雅明的朋友阿伦特写作了《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指出在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