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社会科学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更为普及,影响也更大。其核心研究问题乃是检验现代社会“未来”命运,以作为进步重要媒介。社会科学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秩序扩展知识产物,并在当下资本主义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致力于阐释并推动资本主义和霸权国家政治经济方案对全球其他社会持续重构。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会把某些知识形式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些知识形式放置在学科中心。时间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识形式前提:它决定社会科学从哪种价值出发——是某种过去价值,是当下重构过去价值,还是当下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永恒期待。易言之,这在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科学要构建新实验方案,也必然要在两个重要学术维度中做出选择:其是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分野所构造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位置,从而必须与两者展开场语义复杂对话;其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文化与政治脉络。
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最具原创性实验主要由1890年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也属于同知识传统)和部分意大利所谓“世纪末代”(findesiècle)学者所推动,比如韦伯、弗洛伊德、克罗齐等等。他们实现从哲学和历史到社会科学重要转折。与后文述及美国社会科学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是,他们和历史学有着更深纠缠(比如克罗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也分享历史学对于历史主义危机深刻忧虑以及对于历史独特性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把理性和道德价值建筑在“客观历史”发展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快被证明是不牢靠,社会科学观察者主观性问题亦成为争议焦点。而历史学在运用和阐释历史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入对于历史具体关注,个危险后果就是,抽象历史法则与进步愿景在具体而多元史实面前可能面临崩溃,历史不确定性会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真有目吗?这成为个令人不安疑问。同时,浪漫主义兴起及其与史学结合也促进人们对个体价值和历史存在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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