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和结构性危机都可能掩盖某些人称之为文明的系统的规律和持续性。这里所谓的文明，是指全部的旧思想和行动习惯，以及固定的模式。它们不易被打破甚至有时还反对整套逻辑。”(p.35)
伴随这个长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鲁西奇著作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统性与多样性并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进程中制度安排的变与不变。如作者所说，一统性的主线，即长久以来国家建构延伸至乡村基层，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持久未变；但乡里制度的形式和内容随着朝代演变而不断调整修订、变动不居，从隋唐到明清，更不必说多国争霸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时期。其二是空间维度上区域性差异的持续性，与历史进程的变与不变遥相呼应。作者在这个方面用力颇多，以大量笔墨来展示乡里制度在不同区域的多样性和演变过程。作者一方面指出各地区域差异性以及自上而下政策对地方的差异性对待，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实行过程中的“趋同性”或“统一性”(p.386)。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向基层社会延伸和渗透的状况知之甚少，更多的印象是断代史中的一些片段镜头。鲁西奇的著作为我们展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解释的问题：如何解释大一统正式制度与地方多样性并存的稳定态势？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机制是什么？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力量，还是内生性机制，如家族利益或其他“共同体”利益？
关于欧洲近代国家建构的文献指出，国家间的战争和竞争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推动力。鲁西奇著作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和点到为止的议论在这方面提供了启发和线索。乡里制度的早期形式产生于诸侯竞争的春秋战国时代，如赵鼎新(2006)所示，那是一个“全民战争”的时代，动辄数十万兵力投入。例如，《资治通鉴》卷十六所记，汉文帝朝间，吴王起兵动员令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司马光等1956，520）不难推测，各国首领需要将其所属民众高度组织起来。军事动员导致劳务资源密集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其他朝代亦时常可见，如文中记述的十六国北朝期间军民合一的府兵制。
然而，从长时段来看，这一观点不足以解释中国国家建构与乡里制度的关系：古时的诸侯国规模较小、层级扁平，易于编户齐民来加以组织。但是当国家规模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