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兴起的地方史和家族史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有关基层社会的知识，展示了皇权与家族的互动过程：一方面是自上而下推动宗族制度，以维系基层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各个家族借此获得官方的合法性，以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刘志伟1997；科大卫2009[2007]）。即使在一统的里甲制度背景下，各个家族也大小不一、传统各异，在不同地区的组织程度也参差不齐——这些都蕴含了区域性差异的渊源。
在史学研究中，时有史料零散残缺之难，学者需要借助思想逻辑和概念工具连缀史料缝隙，扩展想象力来提出合理的推测（胡宝国2020）。依此精神，下面我从“帝国逻辑”的理论视角（周雪光2014）来进一步审视鲁西奇著作中展现的乡里制度，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讨论一统性与多样性这一主题。
“帝国逻辑”理论以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这三对关系来概括和刻画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这一理论的起点是，历史上中国国家治理因面临国土广袤、文化区域多样以及中央集权体制等状况，在中央—地方关系中面临更为突出的“委托与代理”挑战，即官僚体制内部与中央—地方间不同利益、不同信息分布会带来更为高昂的治理成本。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出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特别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紧张制约的动态关系，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在委托人与代理人间不时转化等一系列实际运行特点上。我们可以从“帝国逻辑”的理论视角审视乡里制度，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线索。
首先，中国很早就建立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这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特点。从帝国的顶层设计到基层社会的乡里制度，其间需要漫长的行政链条，都依赖于流动的*员代皇帝执政，这体现在驿站马背传递的指令和*员的足迹所及。流动的*员来到地方任职，通常面临语言不通、民情不谙等困境，且大多在位仅两三年时间，因而更多需要依靠稳定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来执行公务。再者，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群体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和讨价还价。不难看到，从高高在上的皇权到基层社会的乡里制度，其中存在可观的委托—代理成本代价。
上述委托与代理的困难意味着，即使组织中的正式权威规定明确、规则周密，但其正式权力受到信息代价、交易成本等各种因素约束，亦不得不采取各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