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乡里制度形式在某一时期稳定不变，其具体角色仍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松紧调节而变动不居，尤其体现在名与实间的转变，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在乡里与家族之间的流动上。这些变动的机制和条件为何？鲁西奇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线索。其一，乡里持有的权力随国家政策而变动，例如在汲取资源之际以“实”为重，以便确保完成任务；在宽松政策下则以“名”为主，以图抑制地方权力。如此，同一制度形式在不同时点上因名实不一而扮演不同角色。其二，实质性权力可能随皇权与地方性利益间的博弈而不断变化。当国家意志强大，专断权力重压而下，则非正式力量如家族势力受到抑制；当皇权衰落或统治不力，乡里制度随之不振，则家族共同体占有更大的主动权。其三，导致乡里制度名实不一的另一因素是乡里与地方共同体（宗族）之间的利益兼容程度。若两者兼容，则乡里制度强；若两者不兼容，则非正式制度会削弱乡里权力，后者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或者士绅以乡里制度之名，行宗族权力之实。这种名与实的转换可能是隐性的，即在稳定的乡里制度形式之下，实际权力随名与实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
回到长时段趋势和“一统性与多样性”这一主题。鲁西奇著作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朝代更替，但乡里制度大致不变？帝国逻辑的视角提出了有关一统性与多元性并存的一个解释。乡里制度的持续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稳定存在，特别是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未有实质性变化，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劳役制度和基本的行政控制制度。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性恰恰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和动态过程中蕴含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转化，从而缓和了矛盾、释放了张力。随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与实之间的互动转化，乡里制度呈现出更多层次和色彩：正式制度上可能是一统的，但在非正式运作上则可能是多样的；在一定时点上乡里制度可能拥有实质性权力，但在另外时点上则可能有名无实，而实质性权力可能转移到家族共同体手中。更为重要的是，一统性与多样性相辅相成：一统提供了多样性变化的边界；多元提供了灵活性，使得一统得以存在。一统过于强大，则会导致矛盾激化、制度崩溃、朝代更替，从而推动乡里制度的更新重建；家族过于强大，则对皇权产生威胁，因而受到打击抑制。这些理论猜想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解读史料的新可能性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