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2003；罗志田2014）。
鲁西奇
研究从几个方面丰富
这些文献：首先，这本著作系统地呈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自上而下“编户齐民”制度，帮助
们在更为广阔背景下认识“皇权下县”与否这
问题；其次，作者细致研究追溯和刻画基层制度建立、扩散历史过程以及不同朝代间制度延续和变更，展现出幅幅更为丰富多彩画面，也因此提出新研究问题。
已有西方文献中关于国家建构讨论多着眼于近代欧洲国家，这是因为近代国家模式雏形起始于此。在这些文献中，国家建构路径体现为权力自下而上、由分散到集中趋势(Anderson1974；Finer1997)。即使是高度绝对主义国家（如法国），如蒂利(Tilly1986)所分析那样，也经历由分散、各自为政地方性权力逐渐集权于王室漫长过程。然而，古代中国国家建构，自秦汉至唐宋，在权力集中和组织架构上已经高度发达。与欧洲近代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制度设施尤其体现在对“人”管制上，而乡里制度即是国家赖以汲取资源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赋税劳役募兵之举自先秦以来业已建立，也就是说，皇权汲取资源能力早已贯彻于基层社会。
进步问题是，在这些赋税劳役方面资源动员制度之外，乡村社会内部组织和治理是如何运行？与官方乡里组织和乡吏是什
关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有关帝国基层控制制度和实践仍有进步讨论空间。
钱穆先生(2001)谈及中国历代制度时说，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讲。从制度上，代皇帝执政地方*员有教化、治安等职责。依此观之，可以想象国家控制随官吏足迹而深入乡村。但这些“硬性”制度和职位实际运行状况是怎样呢？历史上基层社会行政区划（乡、里等）多有变化，但拘于史料，具体人员来源并不明朗，对其动机、行为和非正式运作等方面，史家知之则更少——至少在近代以前大致如此。可以确定是，基层行政体制及其相关职位性质经历个不断演变过程。例如，梁方仲(2008)关于明代“粮长”制度研究表明，“粮长”角色起初由纳粮大户充任，多有民间统领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粮长沦为吏役，直至被废除。再如，乡里制度中“三老”等职位是如何产生？各种乡吏从何而来，代表谁利益？鲁西奇著作中细致讨论各种乡里制度，如关于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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