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搬运……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卖了米却赚不到钱。有时候年景不好，没有雨水，或者雨水来得不是时候，结果水稻都坏了，一切都完了。”
她点起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留下一个玫红色的唇印。
“最恐怖的是从银行贷款。农民只能在季末出售稻米，所以得先借钱才能支付一切开销。然后遇上坏年景，根本赚不到钱。如果没法偿还贷款，银行就会收回田地，然后这个家庭会失去一切：土地，收入，甚至他们的女儿。”一丝苦笑爬上她的嘴角，“我14岁的时候，爸爸贷了款买小拖拉机耕地，但那年雨水不好，收成很差，所以还不了钱。后来他拼命工作，也只够付利息给银行，好让他们暂时不拿走土地……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来曼谷工作。一开始在有钱人家做女佣，像水牛那样工作个不停，但赚得太少了，根本不够。再后来，爸爸生病去世，妈妈骑自行车的时候被车撞伤了，弟弟妹妹们都要吃饭，所以我去了帕蓬的go-gobar工作——那时还没有Nana呢——用一张假身份证，因为我那时还没满18岁。”
她的语调如此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苏昂看着她，不知该如何回应。而梅做出一种表情，被人关心时想让对方放心的那种表情，就像在说“你只能接受这个世界，悲伤愤怒都无济于事”。
性贸易，苏昂心想，就像稻米贸易，推动了泰国的GDP，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而这也意味着，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正在做出双重奉献——他们的大米和他们的孩子——去支持那些住在豪华别墅里的富人，去支付警察和军人的薪水。这真是一个奇怪透顶的系统啊，就像猎物付钱给牙医来保护猎食者的牙齿。
后来，梅告诉苏昂，赚钱变成了她人生中唯一的目的。她是如此决绝，甚至在业余时间也主动出击。每天傍晚，在开始酒吧的工作之前，她会去那些住客几乎全是farang的高级酒店和公寓楼，向他们传递眼神，或者挨户敲门。如果有人愿意开门，她也不提钱，走进去踢掉鞋子，露出灿烂的笑脸，问有没有冰可乐。她很熟悉那些farang的心理——他们都是头脑简单的大孩子，心中怀有一丝微妙的负疚感。他们通常都很礼貌，很抱歉，像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最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是没发生什么，最后他们都会给她钱。
曼谷有不少女孩都在玩这种狩猎游戏，但梅认为自己格外幸运，因为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澳大利亚人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