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
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