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