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当然,是不是?仅仅说着“令人不快”“有点不大对头”,却再无下文例子只怕更多。然而,这或许能成为原创条件之。每当受到别人批判时,总是尽量向前看,努力去积极思考问题。与其只能唤起不冷不热、老生常谈式反应,哪怕是消极也行,只要能引出实实在在反应,总是好事。
波兰诗人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曾经说过:“要想抵达源泉,就必须激流勇进、逆水而上。只有垃圾才会随波逐浪、顺流而下。”真是给人勇气格言啊。(引自罗伯特·哈里斯《箴言集》,圣殿出版社。)
不大喜欢泛泛之论,但若是让斗胆发表番泛泛之论(对不起啦),在日本,如果有人做不太寻常或与众不同事情,就会引发诸多消极反应——这说大概不会有错。说好也罢说坏也罢,日本这个国度既有以和为贵(不喜风波)文化特质,也有强烈文化上集权倾向。换句话说,框架容易变得僵化,权威容易以力压人。
尤其是文学,战后以来,长期使用“先锋还是后卫”“右派还是左派”“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这样坐标轴,将作品及作家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并且由大出版社(几乎集中在东京)发行文艺杂志设定“文学”基调,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文学奖(可谓是诱饵)进行追认。在这种严密体制中,单个作家发动“叛乱”已经极其不易,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诱饵)。
作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九七九年,那时这种坐标轴在整个业界依然稳如磐石地发挥着作用。就是说,体制“规矩”依然强大有力。常常从编辑口中听到“这种做法没有先例”“这是惯例”类说辞。在原来印象中,作家是种可以不受制约、自由自在职业,因此听到这些说辞,总是百思不解:“这是怎回事?”
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性格(千真万确),完全没有要与这种“规矩”和“业界不成文定律”对着干意思。只不过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人,既然像这样(姑且)当上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次,便从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行素,做自己想做事。体制按体制来便好,而做自己就行。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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