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交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交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河合先生会时不时地联系我:“怎么样,一起吃个饭?”于是我便接受邀约,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交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sorry,I’msorry。[日语中,“总理”一词与英语单词“sorry”发音相似。]
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还真是挺无聊的。就是所谓“贬义上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河合先生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情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