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室只有他们两个人，杨忠贇对他说：
他们乘坐专梯上去，手术室的门紧紧关着。杨忠贇的另两个秘书、集团高管齐聚门外，人人都是一副关心得不得了的样子。
见杨恪和郁知年走近，他们都聚拢来安慰。
杨恪没说什么，在他看来，在场数十人，只有郁知年，也或许包括杨恪，是不希望杨忠贇有事的。
手术进行了近六个小时。起初大家都站着，后来时间太久，便都坐下了。
郁知年坐在杨恪身边，忧心忡忡地掰着手，杨恪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他有些虚弱地看看杨恪。
很久以后，在杨恪的刻意忽略下，他和郁知年相处无间的几年的细节，在脑海中已变得十分模糊。如同遮盖疤痕，杨恪将那些时间盖上厚实的纱布，封上胶带，回想起来，至多只能从几乎不存在缝隙里，瞥见既少又短的一些片段。
不过杨恪十八岁的冬季特殊一些，无法算作疤痕。即便最反感郁知年时，杨恪仍然很难将它打上耻辱的印记。
那年的最后一个月，杨忠贇病了。
这场恶疾来得突如其来，上周他还在首都参会，与名流政打高尔夫球，下一周就在体检中检查出恶性肿瘤中期，经专家会诊，立刻要动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得知消息时，杨恪正在上化学实验课。老师讲完实验步骤，实验室的门被敲开，副校长和徐秘书一起，站在门外，一脸凝重的模样。
晚上十点过五分，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医生告知大家，手术很成功，不过由于杨忠贇年事已高，实际效果还需观察。
围着手术室的人又待了一会儿，慢慢便各自离开了。
徐秘书送走了最后一名高管，对杨恪道：“少爷，先让司机送您回家吧。知年可能得住在这儿。”
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十二点。从医院通往家里的路上，已经没什么车辆。
杨恪看窗外，宽阔的高架桥下，视野所及，都是光秃秃的黑色树影，和路灯的光晕。他忽而想起了医院建成的那天，大约在四年以前，杨忠贇带他出席启用仪式。
上车后，徐秘书才在副驾驶座，将杨忠贇的情况告知了杨恪和郁知年。
“知年，杨董进手术室前，特地交代了，想让你陪着，”徐秘书低声说，“所以学校这里，我替你请了一段时间的假。”
郁知年眉头微皱，听话地说好，又担忧地问徐秘书：“手术的成功率高吗？”
杨恪看了他一眼，看见他手上还沾着颜料，应该是绘画课上了一半，来不及也忘了洗掉。
杨忠贇在集团投资的私立医院动的手术，顶层有为他预留的手术室和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