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要负责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所以他们就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向百姓收取国家税收之外
附加费。因此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清帝国各级*员“陋规”其实都是百姓血汗。
从办公经费不足角度看，收取附加费开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随着时间演进，陋规越来越“丑陋”。因为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
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关于这部分内容详细分析，感兴趣读者可以参考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因此陋规盛行第个后果就是*员集体腐败。陋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z.府形成
从督抚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分肥体制。在你赠馈中，整个官场编织成张张关系网，官官相护，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
第二个后果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浮赋”问题。
早在就任总督之初，曾国藩就开始思考陋规问题。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百五十到百分之百七十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百分之五十，所有州县办公等费概在内。
同治二年（1863）五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减税问题。“将松苏太属漕额，统按原额减去三分之，常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十分之”(22)，合计全省为三十分减去八分。
安徽改革进行得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裁撤浮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部定每石折银两三钱外，另加八钱上下作为司库提存之款，废止陋规和捐摊等费。(23)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裁撤陋规必须以*员汰换相配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州县*员。”(24)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勤之州县二人来此，树之风声。”(25)他甚至想把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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