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50)
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后没有立刻向围观民众公布对质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数事，应该予以撤职。
另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51)
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决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吗？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在此前讲过，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前后发生过巨大变化。在一开始，他也是和大清王朝的普通官民一样，是单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认为对外当然应该强硬。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特别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
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52)
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的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意研究战争，并且一致对付中国。我们能在一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口岸。也许能侥幸在一场战争中取胜，却无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一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今天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