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42)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个坚忍到底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事,是上天做主,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只是尽自己人事。在生命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国家向前走步。
2.为国家办最后件大事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渐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累积,步不可蹈空,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43)
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件非常重要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44)因此他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书,对他们维新思想形成产生过不小影响。
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李相(李鸿章时为协办大学士,故称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串之事。”(45)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个整体、个过程,而不是两件孤立事。
这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
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是个名叫容闳特殊人物。
容闳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学校—澳门教会办马礼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考进有名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创建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推荐下,曾国藩召见容闳,并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容闳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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