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唯一的救赎是幽默，所以出现了各种笑话：村子只剩下一个无赖和四个女人，她们问对方：“你先生现在怎么样？”“哦，那个瘪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只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是摄影师，我带着我学会的所有技巧去了那里。战争时，你成为真正的作家。《战地春梦》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居民挖掘菜园，田里有牵引机和播种机。我要拍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爆炸。
我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农会。他们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戈尔巴乔夫的演说——“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
我们拍摄的村子在“去除辐射”，也就是清洗屋顶，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顶？至于土壤，你必须挖掉肥沃层，只留下黄沙。一位老妇人遵照命令把土丢掉，却刮下粪肥，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用，可惜我没拍下来。
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说：“啊，拍电影的人，等一等，我们去帮你找几个英雄。”
他们带来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说他们花了两天赶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牛。拍摄后，牲畜专家带我去看一个大坑，他们用推土机把坑里的牛埋起来，但是我没有拍下来。我转身背对那个坑，拍摄爱国纪录片的传统画面——推土机司机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写着：“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
我甚至幸运地看到一只鹳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征无论遇到什么灾难，我们最后都能胜利！日子会继续过下去！
乡间小路灰尘飘扬，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灰尘，而是辐射尘。为了保护光学镜头，我把相机藏起来，那是非常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吞了多少辐射尘。一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就肿起来了。
我们把胶卷当成弹药般节省，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计划去哪里，不过我们自己发现了。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条路，灰尘厚得像墙壁。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铺那条路，铺得很卖力，至少铺了两三层，我们就知道那是大老板会出现的地方。我拍摄他们笔直地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的场景，一公分也没偏，可是我没有放进影片里。
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所以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我怎么会笨到来这种地方？好吧，也许他们会颁一枚奖章给我，但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