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拍摄常见的场景，人们的举止也很像电影的画面，如同很多人喜欢的《雁南飞》里的场景——滴眼泪，简短的告别。原来我们都在寻找熟悉的行为模式，希望呈现出那个时刻该有的样子，符合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女孩对妈妈挥手的方式就像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们会胜利！”
我以为明斯克也会疏散。我怎样和我的妻儿道别？我想象自己摆出相同的表情：我们会胜利！我们是勇士！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穿军装的模样，虽然他根本不是军人。为金钱而烦恼是资产阶级才做的事，为自己的生活烦恼代表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的。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大灾难，我们也要熬过这一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饭饱，那就太奇怪了，我们怎么能过那种生活！
我们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术学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轻，他们送了我们一皮箱伏特加，说对消除辐射有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宿舍有一群女护士。那些家伙说：“啊，好玩了。”两个人跑去看，回来时眼睛差点弹出来。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着睡衣和有绑绳的卫生裤，绳子拖在地上，衣服松垮垮的，可她们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旧，也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似的挂在她们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着快散开的旧靴子。她们也穿经过化学处理的半身橡胶衣，有些人连睡觉都不脱，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们其实不是护士，只是军事研究部的人。他们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只需要待一个周末，但是我们到那里时，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待了一个月。她们说，她们被带到反应炉旁检视烧伤的人，只有她们和我们提过和烧伤有关的事。我仿佛还看得到那些如梦游般在宿舍走动的女孩。
报纸说还好风是往另一边吹，不是朝基辅吹。好吧，但是风朝着白俄罗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们在森林里择白菜，老天，当时怎么没人警告我们？我们离开森林，回到明斯克后，有一天我搭公交车上班，无意间听到一群人在聊天，说一个到切尔诺贝利拍片的摄影师在那里被烧死。我心想，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然后他们说他“很年轻，有两个小孩”，名字叫“维佳·古列维奇”。
我们的确有一个年轻摄影师叫那个名字，但是两个小孩，他怎么没告诉我们？快到工作室时，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维奇，是谢尔盖·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