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局的内部信函中写得清清楚楚。1889年9月，斯涅夫向内政大臣送去了一份请愿书，“尖锐批判了z.府对待政治犯的方式，并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同情”24。
尽管刑期会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延长，但一些被流放的激进分子，如半个世纪前的十二月党人，却矛盾地在西伯利亚找到了比在故乡更大的自由。国家监管相对薄弱，专业技术长期缺乏，负担过重、人手不足的地方行政机构相对纵容，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创造出一种比在俄国城镇更加宽容的气氛。“在这里，没有人会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契诃夫在1890年6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人会逮捕你，没有地方可流放你，因此你可以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25许多人因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政治和公民激进主义而被流放，但他们却在西伯利亚发现了追求他们的经济、出版和教育关注点的新机会。
行政流放者——其中有些人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放逐——甚至在西伯利亚官僚机构中找到了会计、*员和巡视员的工作。很多人开始研究学术，继续从事由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开启的调查西伯利亚的地理和地质的传统。这些政治人物的m;主理想让很多人开始研究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有些人组织了探险活动，探索外贝加尔地区和极北地区的偏远地带，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西伯利亚行政机构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辖区。一群政治流放者在19世纪90年代展开的民族志研究，帮助雅库茨克省省长弗拉基米尔·斯科雷平采恩起草了旨在解决土著雅库特人贫困问题而进行的土地改革。26
一些政治流放者继续从事作家和记者的工作。地方新闻界比大都市新闻界受到的审查员的审查少，并且因为对西伯利亚行政、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坦率评论赢得了良好声誉。政治流放者在《东方先驱》和《西伯利亚公报》等报刊的编辑委员会中占主要地位。27
尽管官方禁止流放者从事教学工作，但他们在推动西伯利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常是在幕后）。他们在西伯利亚商人和*员的家中担任教师，在多个西伯利亚城市帮助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和读书俱乐部。他们还致力于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办中小学，写作了大量与当地人的教育需求有关的文章，甚至倡导用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母语进行教学。28
尽管有这些施展行动主义的温和机会，西伯利亚行政流放者的生活仍然充斥着一连串琐碎的官方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