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侮辱和毫无意义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流放者没有官方准许不得离开村庄，且必须定期到警察局报到；他们的信件要经西伯利亚当局的手。像先前的波兰人一样，他们被剥夺了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的权利。年轻的医学生尼冯特·多尔戈波罗夫于1880年被从哈尔科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秋卡林斯克，因为他抗议了当局对一场学生示威活动的残酷驱散。在西伯利亚，他非正式地在当地农民中行医，还因为这么做遭到了当地警察总长的斥责。一个秋天，秋卡林斯克市市长的母亲意外被子弹打中大腿，当地医生说自己没有必要的专门知识，拒绝取出子弹。他建议市长去找“有专门技能的外科医生”多尔戈波罗夫。尽管有些担心此事的后果，但多尔戈波罗夫还是成功做手术取出了子弹。他迅速遭到逮捕，被监禁在秋卡林斯克地区监狱，他在那里感染了斑疹伤寒。尽管那些把食物和鲜花带到狱中的市民对他表示同情，尽管这个罪犯病情严重，但当地警察总长还是把他送到了伊希姆城。令人惊奇的是，多尔戈波罗夫最终在医院康复了。这件事甚至出现在了1884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29
政治犯愤怒地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不公正，于是做出了一系列轻微的反抗。他们拒绝离开牢房参加点名，拒绝与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驳船，拒绝在监狱*员出现时摘下自己的帽子。一位在巴拉甘斯克的政治流放者破坏了挂在地方行政大楼中的沙皇肖像，这让他被关在了该城的监狱中。30当局经常会注意到，对一个罪犯的惩罚常常会引起其同志的抗议。当局陷入了报复和战况升级的循环当中，他们只能通过强力在循环中取胜。但是，在一个地方和国家新闻界繁荣发展（但仍接受审查）的时代，对于一个想要巩固其道德权威的z.府来说，这样的策略自身带有风险。
迪卡列尔注意到政治犯非常团结。他观察到：“只要他们中的某个人听说有一个行政流放者到来了，即使这个流放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其他人也会冲过去欢迎这个人并带其参观。如果一个人将受惩罚，他们经常会提前发现，然后主动拿钱和东西给他，帮助他转送信件等。”1884年12月，二十三名行政流放者经过托博尔斯克省亚卢托罗夫斯克，他们违反了流放指挥官的命令，离开警卫去向住在镇上的政治流放者致意。当士兵用步枪托迫使流放者回到队伍中时，一名流放者试图夺过一名士兵的步枪，另一名流放者则上前扯下了流放指挥官的肩章。因为这些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