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行为，这两名流放者分别被判处两个月和三个月监禁。31
这种团结意识使得当局管束和控制政治犯的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也意味着，对个人的虐待可能会迅速激发罪犯集体对抗*员。1888年，二十名在托博尔斯克省苏尔古特城受警察监控的行政流放者写信给省长弗拉基米尔·特里尼茨基，要求一旦他们生病，应直接获准前往托博尔斯克城接受治疗，而不必每次都请求他的特别许可。特里尼茨基拒绝了。后来，他们当中的伊万诺夫病得很重，但他最终被准许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城时，却在途中死了，这件事使局势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状态。愤怒的流放者谴责了“当局鲁莽、无法无天、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态度”，并写信给特里尼茨基：“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我们曾认为你可能尚存一丝正派，但这一微弱希望现在消失了。你对我们患病同志的嘲弄以及你总体的态度，让我们不再把你看作托博尔斯克省省长，而是一个怪物！因此，我们今后拒绝听从你的任何命令。”32
g,m者和*员都明白，在一个讲究服从和权威等级的文化中，辱骂沙皇的直接代表就是辱骂沙皇专制政权本身。特里尼茨基抓捕了这些人（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打倒z.府！”），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关押了两个月后，罪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省，“流放到不利于逃跑的地区，生活在不太易受g,m宣传的影响的人当中”。其余人则被分散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偏远乡村中。这些惩罚是不需要进一步审判的行政措施，因为这类审判“会给政治流放者提供抗议和抱怨其处境的平台”33。
在与当局对抗时，政治流放者会刻意引起公众的注意，即那些他们知道会同情他们的困境（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的事业）的人。如果一位*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的法律，那么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的任何版面，就足以了解某位*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的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员也会顾及报纸上的内容。我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的某某事了吗？”34
有的时候，*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的事业和工作的影响。35
被判处服苦役的g,m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的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