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行为，这两名流放者分别被判处两个月和三个月监禁。31
这种团结意识使得当局管束和控制政治犯
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也意味着，对个人虐待可能会迅速激发罪犯集体对抗*员。1888年，二十名在托博尔斯克省苏尔古特城受警察监控行政流放者写信给省长弗拉基米尔·特里尼茨基，要求
旦他们生病，应直接获准前往托博尔斯克城接受治疗，而不必每次都请求他特别许可。特里尼茨基拒绝
。后来，他们当中伊万诺夫病得很重，但他最终被准许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城时，却在途中死，这件事使局势达到空前紧张状态。愤怒流放者谴责“当局鲁莽、无法无天、不公正和不道德态度”，并写信给特里尼茨基：“
们耐心已经耗尽，们曾认为你可能尚存丝正派，但这微弱希望现在消失。你对们患病同志嘲弄以及你总体态度，让们不再把你看作托博尔斯克省省长，而是个怪物！因此，们今后拒绝听从你任何命令。”32
g,m者和*员都明白，在个讲究服从和权威等级文化中，辱骂沙皇直接代表就是辱骂沙皇专制政权本身。特里尼茨基抓捕这些人（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打倒z.府！”），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关押两个月后，罪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雅库茨克省，“流放到不利于逃跑地区，生活在不太易受g,m宣传影响人当中”。其余人则被分散到托博尔斯克省偏远乡村中。这些惩罚是不需要进步审判行政措施，因为这类审判“会给政治流放者提供抗议和抱怨其处境平台”33。
在与当局对抗时，政治流放者会刻意引起公众注意，即那些他们知道会同情他们困境（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事业）人。如果位*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法律，那
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任何版面，就足以解某位*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员也会顾及报纸上内容。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某某事吗？”34
有时候，*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事业和工作影响。35
被判处服苦役g,m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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